牢記“兩個務必”走好新時代“趕考”路

精神解碼——以“兩個務必”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

1948年5月，中共中央、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建立了解放全中國的“最后一個農村指揮所”。從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黨中央在這里指揮了解放戰爭三大戰役；召開了中共中央九月會議和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制定了新中國的建國方略。形成了影響深遠的西柏坡精神，集中表現為：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徹底革命精神；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以民為本精神；善于破壞舊世界、善于建設新世界的立國興邦精神；務必謙虛謹慎、務必艱苦奮斗的不懈“趕考”精神。

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告誡全黨在勝利面前要保持清醒頭腦，在奪取全國政權后要經受住執政的考驗，“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兩個務必”，以其現實針對性和深遠意義，成為西柏坡精神的核心。

中共中央離開西柏坡前往北平前，毛澤東意味深長地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進京“趕考”去。周恩來回應道，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2013年7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西柏坡，參觀了西柏坡紀念館、毛澤東舊居、中央軍委作戰室、七屆二中全會舊址，并在著名的九月會議舊址主持召開座談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毛澤東同志當年在西柏坡提出“兩個務必”，包含著對我國幾千年歷史治亂規律的深刻借鑒，包含著對我們黨艱苦卓絕奮斗歷程的深刻總結，包含著對勝利了的政黨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對即將誕生的人民政權實現長治久安的深刻憂思，包含著對我們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深刻認識，思想意義和歷史意義十分深遠。全黨同志要不斷學習領會“兩個務必”的深邃思想，始終做到謙虛謹慎、艱苦奮斗、實事求是、一心為民，繼續把人民對我們黨的“考試”、把我們黨正在經受和將要經受各種考驗的“考試”考好，使我們的黨永遠不變質、我們的紅色江山永遠不變色。

精神尋訪——“趕考”永遠在路上

西柏坡，是河北省平山縣的一個小山村。20世紀40年代后期，隨著中共中央的進駐，這里成為黨領導指揮中國革命的中樞。

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順利推進，全國解放勢不可當。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勝利召開，為新中國的內政外交確立方向。西柏坡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農村向城市轉移，黨迎來從局部執政到在全國執政的歷史性轉折。

關于執政黨建設、關于“趕考”的一系列戰略思考和偉大實踐由此深入展開。黨在西柏坡時期形成的西柏坡精神，成功引領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更大勝利，至今仍有著極強的現實意義。

勝利面前的憂患意識

抗戰勝利后，中共中央開始醞釀革命指揮中心東移的問題。隨著形勢的發展，最終選擇了西柏坡。

為什么是小小的西柏坡村？西柏坡紀念館研究部工作人員南洋介紹，一方面是因為得天獨厚的地理自然條件，另一方面是因為較好的群眾基礎。

西柏坡位于太行山東麓，南臨滹沱河，處在山區與平原交界地帶，軍事上進可攻退可守。河兩岸灘地肥沃，稻麥兩熟，離石家莊市也近，物資供應相對充足。而且西柏坡所在的平山縣處于抗日模范根據地──晉察冀根據地之中，平山縣又是著名的抗日模范縣。有資料顯示，平山縣早在1931年就建立了第一個黨支部，到1946年全縣黨支部有600多個，黨員近兩萬人。

1947年5月，劉少奇、朱德率領中央工委進駐西柏坡。1948年5月27日，中共中央五位書記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在西柏坡勝利會合。至此，這個小山村成為中共中央所在地，解放全中國的“最后一個農村指揮所”。

“西柏坡時期，中國革命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為新中國的誕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誕生了偉大的西柏坡精神，成為我們黨永遠的精神財富。”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天津師范大學基地研究員、天津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夏靜雷表示。

“越是歷史轉折時期，越是蘊含豐富的歷史意味、歷史智慧。”2012年，正在天津攻讀博士學位的夏靜雷，對研究西柏坡精神產生濃厚的興趣。“西柏坡時期，歷經20多年浴血奮戰的中國共產黨，即將成為執政黨。如何經受住勝利和執政的考驗？如何跳出‘歷史周期律’，使我們的黨永遠不變質、我們的紅色江山永遠不變色？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強烈的憂患意識進行了深遠思考。”夏靜雷說。

“西柏坡時期，黨中央深刻認識到，必須使全黨同志在勝利面前保持頭腦清醒，在黨執政后經受住執政考驗，防止出現驕傲自滿以功臣自居、貪圖享樂、脫離群眾而導致人亡政息的危險。”天津大學“中國共產黨精神譜系”講師團成員、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渠占輝說。

“早在延安時期，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被列為延安整風的重要學習文件，毛澤東與民主人士黃炎培‘窯洞對’，談論‘歷史周期律’問題，都體現出這樣的憂患意識和深入思考。”夏靜雷說，西柏坡時期召開了九月會議和黨的七屆二中全會，黨中央以高度的歷史自覺，逐步形成了關于執政黨思想作風建設、組織體系建設、執政能力建設的一系列較為成熟的制度和思想。這其中，很重要的就是黨的思想作風問題。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鄭重告誡全黨，“兩個務必”──“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成為西柏坡精神的核心。

“兩個務必”繼往開來

黨中央移駐西柏坡后，人民解放戰爭進入戰略進攻階段，各方面條件比延安時期好，但中央領導人以身作則，始終保持著艱苦樸素的作風。

“在西柏坡，毛主席一條白底藍條的單面絨襯褲已經磨成了平紋布，膝蓋、褲腳都打著補丁，毛衣毛褲不知穿了多少個年頭，好幾個大窟窿，不少地方還脫了線。”南洋介紹，工作人員商量著給毛主席買一身新毛衣毛褲，便讓給主席縫補衣服的韓桂馨前去勸說。可主席沒有同意，他說：“為了打敗蔣介石，我們必須節約每一分錢。還是請你幫我補補吧，穿在里面沒什么好看難看，能擋寒就行，謝謝你了……”

后來，那件已經補丁連綴的毛衣毛褲又織補出幾塊大補丁，毛澤東一直穿著它進了北京城。

在周恩來辦公室的陳列中，有一幅普通的工作照片，特別之處在于桌上放著一個搪瓷脫落的舊茶缸和上面蓋著的粗瓷小碟子。據介紹，有一次警衛員成元功給周恩來倒茶，發現茶缸上的蓋子黑一塊白一塊，歪歪扭扭，怎么也蓋不嚴。原來，周恩來外出回來的路上，茶缸蓋從車上掉了下來，被軋壞了。成元功看在眼里，想著到供給處給首長換個新茶缸。周恩來堅決地把新茶缸退了回去，拿出一個粗瓷小碟子蓋上：“這不正合適嗎?”這個舊茶缸和那別致的茶缸蓋──粗瓷小碟子，周恩來用了很長一段時間。

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中央領導集體身體力行，率先垂范，處處用艱苦奮斗、廉潔奉公的模范行為來教育和影響全黨，為革命事業的發展注入了強大的精神力量。

“從井岡山到西柏坡，中國革命事業從星星之火變成燎原之勢,謙虛謹慎和艱苦奮斗是兩大精神法寶。”渠占輝表示，“‘兩個務必’中‘繼續地保持’，意味著這是對共產黨人20多年革命斗爭中形成優秀品質的繼承，是對既往革命成功經驗的總結提煉，也是未來確保黨長期執政的重要保證。”

“毛澤東告誡全黨做到‘兩個務必’，提出不做壽、不送禮、少敬酒等‘六條規定’，還親自給即將進城的黨員干部和解放軍戰士上黨課，指示中央辦公廳印發和學習‘進京守則’。”夏靜雷介紹，“進京守則”第一條就是“把艱苦樸素的優良作風，帶進北平。”

走好新時代“趕考”路

“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1949年3月23日上午，中共中央機關離開西柏坡前往北平，毛澤東與周恩來關于“進京趕考”的談話，已成為歷史上的一段佳話。

2013年7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西柏坡調研時重提“趕考”：“當年黨中央離開西柏坡時，毛澤東同志說是‘進京趕考’。60多年過去了，我們取得了巨大進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富起來了，但我們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依然嚴峻復雜，應該說，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

“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可謂振聾發聵、讓人警醒。”夏靜雷說，時代在變，但“趕考”依然在路上。我們要始終保持清醒頭腦，深刻認識黨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的長期性和復雜性，深刻認識黨面臨的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的尖銳性和嚴峻性，加強黨的自身建設，走好新時代的“趕考”路。

“‘兩個務必’的提出已有70多年了，我們黨對‘兩個務必’的堅持和弘揚總體上是好的，我們因此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渠占輝說，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還有做得不夠的地方，每個黨員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應自覺反思和總結這方面的經驗和教訓，中國共產黨人的“趕考”之路仍然任重道遠。習近平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中指出，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我們要用歷史映照現實、遠觀未來，從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中看清楚過去我們為什么能夠成功、弄明白未來我們怎樣才能繼續成功。

“在中國共產黨迎來百年華誕的重大時刻和‘兩個一百年’歷史交匯的關鍵節點，回顧黨即將走向全面執政的西柏坡時期歷史，有著很深的啟示意義。”渠占輝說，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通過學習“兩個務必”以及西柏坡時期黨的歷史，就是要繼承和發揚老一輩革命家謙虛謹慎、艱苦奮斗、實事求是、一心為民的優良作風，始終保持奮發有為的進取精神，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以“趕考”的清醒和堅定答好新時代的考卷，為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懈奮斗。

同一片歷史天空下——迅速有序接管北方最大工商業城市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

天津戰役創造了解決殘存國民黨軍隊基本方式之一的“天津方式”，共產黨人再次以自己的優良作風和卓越能力，創造了解放戰爭中城市接管的“天津方式”。

天津是我國北方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工商業門類比較齊全，經濟結構比較完備，擁有通往各大國際商埠和吞吐量全國領先的港口，金融業和教育也比較發達。在城市人口中，除中國公民外，還有不少外國僑民。這些情況使天津的接管、新民主主義改革具有探索和示范的作用，經濟建設具有支援全國的作用，在黨內外和國內外產生廣泛的影響。

194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任命黃克誠為天津市委書記兼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黃敬為天津市市長。當日，毛澤東電告黃克誠、黃敬等，指出接收平津影響中外，務必辦到如同沈陽、濟南那樣的接收及管理。14日，又轉發關于沈陽接收經驗的簡報，要求給予參考。隨后，中共中央又就接收官僚資本、司法機關和使用貨幣等問題向天津市委發出具體指示。

戰役打響前，黨中央及華北局先后抽調7400余名干部，集中于河北省霸縣勝芳鎮整訓學習，進行接收準備工作。天津戰役總攻前，接管干部從勝芳抵達天津郊外楊柳青待命。隨著攻城部隊步步深入市區，接管干部冒著炮火硝煙緊隨其后陸續入城。

天津解放當天，中國人民解放軍天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宣告成立，中共天津市委、市人民政府即日起開始辦公，標志著天津歷史翻開新的篇章。同日，天津新華廣播電臺開始播音, 連續播送市軍管會的《告天津人民書》和解放軍入城《約法八章》。16日，所有接管干部到達接收崗位。17日，《天津日報》創刊號發行，向全市人民宣傳黨的方針政策，號召全市人民嚴格遵守市軍管會的各項規定。

在解放天津的戰斗過程中，人民解放軍嚴格執行我軍的城市政策紀律，提出“人民財產全面保護，繳獲物資原封不動”的口號，做到秋毫無犯，數九寒天露宿街頭，不擾民。戰斗結束后，沒人亂放一槍，亂毀一物，亂占一房。街上很快就恢復了秩序。

原東北野戰軍第1縱隊政委梁必業在平津戰役參戰將士訪談錄《走進最后的決戰》中記載，攻入天津城區后，有的部隊在敵警備司令部和敵86軍軍部，繳獲了不少金條、手表等貴重物品，他們都及時造冊登記，如數上交。在部隊突破護城河時，許多官兵的衣服濕了，寒冬臘月凍得打戰，進城后各種衣服很多，而官兵們寧可挨凍也不拿一件更換。戰斗中有的連隊兩天吃不上熱飯，只啃凍得硬邦邦的玉米面餅子，也沒有人去拿繳獲的罐頭和餅干充饑。天津人民目睹了子弟兵自覺守紀的模范行動，無不為之感動。

由于戰局明朗，攻城部隊紀律嚴明，以及市內地下黨組織廣泛宣傳和多方面維持秩序，物資、機關、工廠大部分保持完整。市軍管會根據中央指示精神，按照“各按系統，自上而下，原封不動，先接后管”和“接收管理一切公共機構、生產物資財產，沒收官僚資本，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方針、政策，結合天津實際，確定了“避免亂，必須穩，完整接收，免遭破壞”的工作原則。經過一周左右的時間，除個別遭敵特破壞和戰爭毀壞的部門外，接管了所有機構，至2月底，接管工作全部完成。

黨中央十分關注天津恢復國民經濟的工作。受黨中央委托，劉少奇于1949年四五月間到天津視察并指導工作。劉少奇到天津后，分別與天津市的領導干部、工人及資本家進行座談，深入工廠調查，親臨職工代表大會，對工人、職員作專門講話，宣傳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形成著名的“天津講話”。根據劉少奇講話精神，天津市通過實施民主改革發展國營經濟、協調勞資關系恢復發展私營工商業、加強市場管理制止嚴重通貨膨脹、組織城鄉物資交流、開展獨立自主的對外貿易等，經濟很快得到恢復。（本報記者 周志強）

編輯：王林埡 責編：賈俊忠 編審： 監制：